宪政建设的列车上，你我都是乘客，而非旁观者。
陈云生：《宪法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如果我们把它转换为法律语言，就是宪政体制中权力与权利的结构性失调。
[12]与我们选定的时段样本和主题样本相比，一方面，韩教授选取的时间跨度更大，议题更多。[79] 韩大元：《新中国宪法学60 年发展的学术脉络与主题》，《法学家》2009年第5期。随后，在成功地将宪法社会学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后，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展开了寻求共识的对话。直到今天人们才逐渐明白，仅有民主、法治、人权等这一大堆概念还不行，如果不能恰当处理好民主、法治与人权的顺位，在这张长长的清单上添加再多炫目的名词也无多大裨益。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崛起，也是每一个人自由心灵的站立。
习惯于诉诸法治、人权、与国际接轨等普世价值的宣传，而非具体问题的解决。实证的检索也显示，这一时期的宪法学研究要么是对新民主主义宪政的历史描述，要么是对82宪法的宣传介绍和政治解读，缺乏基本的学术自主性。我国传统行政法学将行政机关制定的规范分为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其中，行政规定[1]俗称红头文件，在行政法学中，通常被称为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它是指行政主体依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法律文件。
3．控制行政规定的必要性。[13]杨科雄：行政行为效力来源研究—规范、价值和事实，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8页。[5]沈荣华：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效力，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6期，第75页。该行政规定与法律法规不抵触，故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如果上位法没有相关规定，在不与上位法其他相关规定以及法律原则相抵触的前提下，行政规定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实质法治背景下，行政规定是法律渊源，是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予以考量的重要论据。
[8]但在我国大陆地区，行政规定在行政法律体系中处于一种暧昧地位，无论实务还是理论，都未明确禁止制定行政规定，也未一概否认其效力，它们在事实上发挥着法的规范功能，但其法的名分始终未被认可。其中合法性主要是指规范事项在制定主体的法定权限内，其制定遵循了法定程序，其内容不与上位法相抵触。这实际上暗含了法院对行政立法的审查与评判，而绝非无条件地予以适用。现实中，行政规定千差万别，在各种效力来源上，有的满足全部条件，有的满足部分条件，有的甚至不符合条件。
第二，相对于有行政立法权的上级机关，无行政立法权的下级机关作为更为具体的执行机关，在具体事项的处理上具有更强的专业性，即具有更多的更为细致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根据我国宪法确定的宪政体制，法院不拥有撤销行政规定或宣布行政规定无效的权力。[11][德]埃尔哈德·施密特一阿斯曼等：《德国行政法读本》，于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其次，在制定主体上，规章的制定主体一部分是法律规定的，一部分如较大的市则是国务院批准的。
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规定普遍存在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重要执法依据。然而，上位法制定者很难有充分的时间、能力以及意愿讨论所有细节问题，以及时高效地制定出法律、法规、规章对相应问题予以规范。
出处:《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进入专题： 行政规定 行政诉讼 。同时，为了适应社会关系的复杂多变性，上位法的规定也不得不只规定一般原则和主要规则，以保留行政灵活性的余地。
[6]何海波：《实质法治—寻求行政判决的合法性》，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23页。[5]根据我国宪法的制度安排，法院对人大负责，只服从法律，对行政立法没有天然的服从义务。同时，上位法多是对整体性、重要性事项做出规定，而其中的部分性、次要性事项，可以由行政规定予以细化或补充。[14]叶必丰，周佑勇：《行政规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5页。因此，行政规定目前虽非国家所认可的法律，但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发挥着法的规范功能。对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定，例如国务院的行政规定和规章制定主体对规章进行解释而制定的行政规定，由于它们分别具有等同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效力，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应当视其为行政立法，而不适用上述规则。
第二，提供行为依据，即行政规定为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直接依据。我国传统行政法学认为，法源主要表现为法院审判时必须适用的法律依据，它不受司法审查，不受法院的合法性评判。
效力来源反过来说就是获得效力应当满足的条件。然而，这两部法律都未对行政规定进行明确定位。
《立法法》第71条规定，国务院部门制定规章，应当根据并执行国务院的行政规定，因此，国务院的行政规定效力位阶应当高于部门规章。[3]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34页。
因此，整体而言，行政规定的效力需要在个案中做情境化的认定，即其效力的附条件性。[10]王欢，卢护锋：略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法律地位，载《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第112页。[2]这些行政规定的作用主要有三种：第一，界定执法职权，即行政规定对职能相关或相近的行政部门的职权予以划分。随着依法行政向法治行政的转型，价值、规范、事实在不同程度上都构成了法律效力的来源。
然而，效力的评判不是单纯的合法性的考量，除受上述《立法法》、《行政诉讼法》等现行立法的规定制约之外，我们还必须正视影响行政规定在行政诉讼中的效力的事实方面的因素：1．行政规定存在的必要性。例如，在《儋州市防雷技术所不服儋州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案》中，国家质监局的两份行政规定与《气象法》、《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存在冲突，因此，不能认定其为合法有效。
学者们通常认为行政立法具有法源地位，可以作为法院的裁判准据，而行政规定则不能。行政更注重对政策目标的追求，面对社会事务，行政机关具有更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经验，而法院在追求个案合法性的同时，应当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保持必要的尊重。
一切都是在职权等级优先的前提下分配行政法律规范渊源，完成行政职权体系在规范制定方面的外在形式。1999年11月24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2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可以在裁判文书中引用合法有效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2．行政规定效力的附条件性。一、对行政规定法律地位认识的澄清 （一）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区分的相对性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的效力是以全有和全无的形式予以规定的。行政立法具有法律渊源地位，具有法律效力，行政规定则无。这样，行政规定的制定程序也应当参照该条例执行，因此，行政规定与行政立法在制定程序上的区分也只具有相对意义。
[12]朱芒：论行政规定的性质—从行政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1期，第39页。这意味着法院在适用行政规定前，应当首先审查它是否合法、合理。
最后，现实中大量行政行为是依据行政规定作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司法审判是一个法律论证过程，所有的法律渊源都只是支持法院最后判决的论据。
其实，行政立法与行政规定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是形式化的，没有内容上本质的不同。第四，若所涉事项是新出现的问题，需经时间检验，获得对这一事项相对成熟的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才以正式的规章、法规甚至法律的形式作出统一规定。